怎么不是人大出面要求县长道歉

“追县长签字被拘留”事件，终于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。近日，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出面，决定撤销对校长的处分，并要求绥德县县长、公安局长、教育局长向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高勇道歉，县长向市委写出书面检查，承诺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校长。（《华商报》1月6日）

出面要求县长道歉的市委书记，在整个道歉过程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，“下级对上级的权力应有约束，不能看领导眼色行事，对讨好上级的行为要严肃处理”。应该说，在这起“追县长签字被拘留”事件中，没有作为下级部门的教育局和公安局对县长这一上级的讨好，事情也不至于闹到校长受处分、遭拘留的地步，因为整个事件中下级部门时时都有揣摩领导意图的倾向。

但市委书记提出的下级不能看领导眼色行事的要求，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，却很值得怀疑。但凡上下级领导关系，讲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上下级之间的领导服从关系，即所谓令行禁止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不论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，还是由于趋利避害的本性，下级看上级眼色行事，从来都是行政体制中的一个颠覆不破的“潜规则”，即便是在法治昌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。

从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中，可以看出促使县长道歉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动力，是市委书记的“出面要求”，而不是他内心的道德自觉，他所忌惮的并不是舆论和道德的压力，而是上级领导的“眼色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虽然县长道歉了，但道歉的动力来源却难尽如人意。既然他今天可以看领导的“眼色”道歉，明天同样可以看领导的“眼色”傲慢。对此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不是当地人大出面要求县长道歉？

仅就县长和校长的冲突来说，很难说县长在法律上有怎样的过错，所以要求他道歉的理由，只能是为官者的伦理自觉。之所以官员要具备高于一般人的道德修养，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之下，官员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普通人等量齐观，换来的是民众通过代议机构对官员的问责甚至罢免。

也就是说，官员固然可以不道歉，但人大代表通过这些“不道歉”的事实，足以对官员的道德水准产生“信任危机”，一个得不到选民信任的官员，其仕途自然会受到致命影响。所以出于自利的考虑，官员理应是“该道歉时就道歉”。

人大有权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甚至罢免，这一点在民主政治下尤其重要，囿于时间和精力限制，一级人大不可能对同级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做到问责监督，但由于行政机构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，人大对所有官员的监督，其实都是通过对“行政首长”的问责来实现的。“行政首长”在受问责甚至被罢免的压力之下，自然会按照人大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下属官员，从而实现民意代表能够真正监督起所有官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