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社记者韩冰、张兴军

    郑州市公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，从本月１５日起在市区实行全面“禁摩”，消息一出引起广泛热议。市民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到了禁令出台的方式上——事先没有广泛征求民意、“禁摩”后如何善后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案。
    “禁摩”在国内早已不是新鲜事。目前全国对摩托车实施限行的大中城市已经接近150个，其中不乏做得比较成功的先例。比如在佛山、广州等珠三角城市，一般都是由限制摩托车上牌到停止摩托车上牌，从禁止外地摩托车行驶再到禁止本地摩托车行驶，从局部“禁摩”到最后总体“禁摩”。
    和一些地方“渐进式禁摩”相比，郑州市目前采取的方式有点“急风骤雨”的味道：首先，在“禁摩”之前，１万多名摩托车主在缴纳数百元的年检费用时未得到任何提示；其次，由于发布通知到开始执行，中间仅相隔１０天时间，数以千计以摩托车修理为生、依靠摩托车运货的人们也在为缓冲时间过短、一时难以转行发愁。
    最好的公共政策理应“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”。如果说因为能疏导交通、改善环境而选择“禁摩”，是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做出的英明决策，是其执政水平的良好体现，那么在具体推进这一政策的过程中，如何广泛倾听民意，让与此有关群体的利益受损程度最小化，则成了对政府执政水平的又一次考验。换句话说，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时也要考虑周全、规划细致、顾全民意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和配合，真正实现政令畅通。反之，莽撞行事、急于求成，看似实现了一步到位，实际上却是把可能引发的矛盾和隐患延迟了，势必给政令的推行留下诸多“后遗症”。
    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决策上，郑州市此前有很多为市民称道的地方。就在上个月，郑州警方还通过专家论证，作出暂时不禁电动自行车的决定。在上述背景的映衬下，此次“禁摩令”的突然出台，不但难以让那些利益攸关群体心悦诚服，而且还无端给已经形成的良好的“民意氛围”抹上了一层阴影。
    “禁摩”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了政府的执政理念；“禁摩令”虽短，却说明一些政府部门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的道路还很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