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干部之所以得到提拔、任命，应该是因其“德能勤绩”出色。然而，在很多时候，被提拔者到底何德何能，例行公事的任职公文，并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。以致有人为此纳闷：官员任职的“信息披露”，为啥比通缉犯的情况介绍还简单？神神秘秘、“惜墨如金”的做法，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。公共信息要公开，是政府的承诺。其实，涉及官员的信息，更是公众关心的公共信息，如果连“公仆”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清楚，公众怎么监督？怎么知道用人是否公平公正？
　　所以，广西梧州在干部任前将其主要业绩在报纸上公示的做法（新华社1月11日电），在干部任用的信息公开上迈出了一步，值得肯定。因为，这种公示毕竟添了一道程序，增加了用人的透明度，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，在一定意义上，有助于防止“一边民怨沸腾，一边步步高升”的用人腐败现象。
　　但是，对通过媒体进行“业绩公示”，笔者心中依然存疑：
　　其一，光公布业绩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知情权。因为，干巴巴登在报纸上的工作汇报，并不见得是工作实绩的真实反映。官员干了啥事公众固然想知道，但公众还想知道这事取得了什么效果、百姓有何受益，更想知道这事是否该干、有何事该干而没干，等等。
　　其二，“业绩公示”如何避免沦为类似“公款吹公仆”的“政绩宣传”，会否带来为官员贴金的“形象广告”的再度泛滥，也值得警惕和防范。
　　其实，对于官员的业绩表现，“百姓心中有杆秤”。公示业绩，不如公开程序、公开民意，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公众对“公仆”任用的参与权、“公仆”履职的监督权。
　　君不见，一些出事的贪官，其劣迹丑行在民间早有“耳语”；一些德才平平者凭借“人脉关系”甚至干脆花钱买官而青云直上，其发迹秘密在坊间往往也不是秘密。如果真要让公众帮忙把关，避免提拔“带病”干部，避免“暗箱操作”带来用人腐败，并非没有办法：把部分的决定权交给公众、把最大的监督权交给公众、把完整的知情权交给公众，而不是走走样子，贴上一个经过群众参与、接受过群众监督的“民意”标签。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