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国外许多领导人，即便退休依然以独有方式关注现实，比如卡特，卸任后更积极投入社会改造运动、贫民区住宅改建计划，甚至组织国际观察团监督东欧国家的选举。比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，离任后更为活跃、锐利，不但以个人名义成立基金会，还以其个人人脉和声誉接受全球大型企业或集团的邀请前往演讲，就现实问题频频发言。“这是因为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心态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结果。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曾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分析。“低调一方面是因为卸任者不愿干涉现行政务，更是因为，中国普遍的社会心态中的领导人情结，往往会对他们退休后原本平常的言行作出特殊解读。”任建明说。“无论从主观、客观，低调行事是最佳的处理方式。”

　　亦有学者认为，卸任领导人，除去政治舞台之外，应该有着更多空间，比如社会公共事务、学术研究等等，“他们远见卓识、独特的阅历经验，应该作为财富延续下来。”

　　他认为，退休意味着政治舞台的谢幕，但个人的舞台才刚刚开启，“但这也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依赖于领导人自己的突破，更依赖于整个社会心态以及体制的变革。”

　　从这一点看，江泽民的论文《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》倒不失为一个新思路。南方周末